微博论战

　　多涉及意识形态层面

　　弄清楚了微博的性质后，我们把视角转入另一个面向，即微博中大量出现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其本身具有什么性质？

　　简单讲，除了自然科学知识外，这世界上存在的大多数知识都属于对错非常难以讲清楚，或者说是属于没有简单意义上的正确与错误可言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范畴的东西。既然微博上的许多讨论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讨论，这些讨论就会服从意识形态权力的一些基本特性。

　　与本文有关的意识形态权力的特性有两个。第一是意识形态层面上辩论出输赢的不可能性：两个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士辩论，结果往往都会觉得自己赢了。除非用强制手段，简单的说服是难以改变另一个人的价值观的。第二是价值观社会存在的自然多样性：一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他的经历和性格所决定，不同的经历和性格自然就会导致人们采取不同的价值观和对同一价值观作出不同理解。

　　意识形态权力的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微博公共空间争论的基本特点：鸡对鸭讲，自说自话。比如最近作家代笔问题在微博上引发的争论。

　　我本以为这一场争论的核心是真假问题，而不是价值观问题，是比较容易说清楚的。但我马上发觉支持作家的人士大致可分为相互重叠的三类人士。第一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士认定作家是盟友，并认为打假是政治阴谋，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真假问题。第二就是作家的“粉丝”。不读大学就可以当作家、收入不菲还可以打扮得很酷的生活令年轻人羡慕。维护作家对他们来说，犹如维护宗教信仰一般是他们的责任。第三，就是一些缺乏常识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什么奇迹都可以发生，常识简直就是对他们认知的亵渎。这三类人的存在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得十分复杂，让那些自认为通过展现大量“客观”事实就能说服大众的人士大跌眼镜。

　　民众思维特征

　　反权威、民粹、缺乏常识

　　我举上面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一旦加入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东西，哪怕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在网上要取得共识也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了微博上的讨论具有一种原生的混乱多样性。问题是，在不少话题上，微博中的讨论却又能形成巨大的舆论一致。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社会中某种意识形态或者看法获得强势后，首先想到的不应当是这一意识形态如何正确，而是要观察这一意识形态背后有什么强制性或者是半强制性力量的支持。在现代社会，国家是最为强大的强制性组织，而宗教组织和学校则是两个最为显着的半强制性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今天如果认为我演讲得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学校教育已经规范了你们的思维方式，使你形成了很强的认知依赖。

　　这世界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对社会思潮进行规范的力量，那就是一个时代性思维方式。“女巫大量存在”曾经是欧洲社会的共识，二战后法西斯主义声名狼藉，“文革”后极左路线和专制政治成了过街老鼠。这些都是时代性思维方式的例子。时代性思维方式往往是以前强制性社会行动的非期然性结果，它同时也必须有强制性或者是半强制性权力的支持才能长期维持。

　　我认为，决定当前中国时代性思维方式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由几个原因而导致的社会共识的缺乏。

　　比如，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儒学。但儒学赖以生存的制度性基础，如科举制、宗法制和宗族制，都已经被革命洪流彻底摧毁。在当今中国，儒学已沦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哲学体系或意识形态，而其他宗教与伦理体系也没有取儒学而代之的能力。因此，宗教尚不能为社会提供主流价值观。

　　比如，中国当代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不明。这两年我们在搞人文教育，核心课程。西方的核心课程背后的动因很简单：灌输西方现代社会中占主流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但是在中国，我们的人文教育到底要教什么东西？中学和西学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我们学校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怎么定位？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十分不明确，因此也很难为建构主流价值观作出贡献。打开天窗说亮话，当前中国的大学就其本质来说只不过是学习和模仿当代西方技术的技校而已。

　　比如，当前中国的主流媒体在若干重要领域其报道得不到国民的尊重，他们因此也不能在这些领域为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作出贡献。

　　这几个因素和其他因素加在一起，造就了当前中国民众的主流政治思维特征：反权威、民粹和缺乏基本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