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即将离任的朱镕基提出他的担忧：“房地产业里面的弊端大得不得了，里面的门道可多了……现在房地产有点热，不敢说过热，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现在，我们的消费率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起来还是低的”，领导干部“花钱花得太多了”……
本文摘自《共识：中国在改革中前行》，罗晓、于一 著，东方出版社
开篇：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一个务实的明星政治家留给时代的财富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 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
辉煌的时代中，有很多微妙的变局，于宏观至国家、于微观至个人，举手投足间，隐约浮现，虽为前事，亦作今世，更系未来。
每一代人，都会形成多股力量，流向不同的方向，却分明又指向同一个结局——无一例外尽他们的本分，充当过渡人的角色，沟通过去与未来，有的被历史洪流冲刷淹没，而有的则被镀金瞻仰。如此循环往复，看似无情交替实则充满代际传递的温暖。
社会格局中，政治的力量举足轻重。它以其他社会力量统领者的角色出现，很多领域的力量为它所成就，但它又被各领域的力量所牵制。而政治中，政治人物的作为又是重头戏。梳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历程，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是一个绕不过的政治人物。
对政治人物的理解似乎比常人更要困难一些，我们需要不断在其公共生活与私人空间中寻找平衡点，既要确定他们的历史地位，还要找到其个性和行为与时代的关系。幽默、睿智又有几分政治浪漫的朱镕基，其个性恰到好处地与时代契合在一起。时代需要一个“敢干，敢言，敢爱，敢怒”的政治人物，朱镕基的政治生涯以及其种种雷厉风行的改革主张，使他成为时代望眼欲穿想要得到的“礼物”。时政作家凌志军一语中的：“如果不是遇上邓小平那样的人，如果不是遇上90年代初期那种经济萎靡的局面，这个人也许会在地方官员的位置上终其一生。”
朱镕基主管经济期间，成功地使中国经济稳健发展，这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根基。
距离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年份——1993年，已20年有余。朱镕基的铁腕政策使得过热的中国经济成功软着陆。这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自那以后，中国的通货膨胀强势顿消，有力的政府举措功不可没。
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朱镕基当机立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成功渡过“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时刻。这彰显出作为政府总理的朱镕基所具有的智慧与魄力。
朱镕基留给时代更为重要的财富，还在于其对改革目标有着充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对于改革难度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坚强的把握，以既“悲”且“壮”的勇气矢志不渝地在经济社会领域实施改革。当然，各领域改革的力度与深度并不是齐头并进的，有的是大破大立，有的是小破小立，有的则刚刚破题。尽管也有少数人对其不满，称其为“经济沙皇”、“中国的巴尔戈乔夫”，但其所主张的改革依然是民心所向，彰显了人们急切盼望改革的共识，而朱镕基在遭遇种种改革桎梏后表现出的莫大勇气与毅力，则进一步推动了不能不改革这一共识的深入人心。在很多场合，朱镕基直白地表现出对改革的热忱与决心：“必须紧紧抓住和十分珍惜当前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坚决推进我们酝酿多年想干而又没有条件干的改革。”
朱镕基坚持改革的幅度之大、力度之强，在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时候就已有所展现。1994年，朱镕基推出他的“改革新政”，涉及企业制度改革、财务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等多方面。1998年，朱镕基任国务院参事室总理后，其言辞浪漫与改革务实之风不改。至今，人们还在反复品味其新任国务院总理时的誓言：“不管前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朱镕基与他的同仁，一起选择了一条认为可为中国找到通往理想天堂的路——改革。改革中定下的市场化基调，使得中国社会沿着改革开放的正确路径疾驰而去。现在很多领域，我们依然沿用他的智慧与制度框架，如：
1994年1月1日实施的分税制管理体制至今仍在实施，增加了中央财权，使我国财政纵向和横向不平衡的矛盾得以缓解，并提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从市场化角度规范了中央银行的职能，割断了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政策性贷款同基础货币的联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银行，其职能越来越集中，瞄准监管金融机构与货币市场，通过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同时，货币政策也在不断变化，从贷款规模、现金发行等直接调控方式向贷款限额管理、再贴现、利率等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调控方式转变。1994年实施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同样意义深远。
1994年1月1日，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8.72∶1，双轨制终于画上休止符。通过此次改革，人民币回归到按市场定价的价格线。
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原则的国企改革，将国有企业与市场接轨，以市场化改革启动企业的微观活力。有人称，朱镕基的各项制度从微观技术层面解决了国企与市场接轨的问题。2002年3月15日，朱镕基对国企改革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在3年里实现扭亏为盈，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完成。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交税的话，中国的财政收入状况不可能这么好，不可能每年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倍的增幅在增加。”
一个人不管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其梦想、智慧、热血、壮怀和勇气终将被岁月之河卷走，不过他们留给这个社会的财富不会戛然而止。如同诗中的智慧：“对于人而言，生活就像山间的野草，就像野地的鲜花，曾经那样的繁茂。当微风吹过又吹远，大地知道一切都已改变。”
一个总理的忧伤
时代潮水汹涌，形成大片漩涡。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些漩涡吸走冬天，就能不动声色地释放出春意盎然。然而，很多时候，改革路上梦想却并不能成真。
即使是国务院总理，也有他的忧伤——改革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以至于任期满五年后朱镕基带着并非“功德圆满”的遗憾离职。
朱镕基曾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诺：“为什么不能实行科教兴国？因为政府太庞大，把财政都吃掉了，吃饭财政。”“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当他认真兑现政治承诺时，才发现利益相关者推托的反弹力有多大，连他这样擅长“杀鸡儆猴”的总理都无能为力。普林斯顿的留学生胡学华给朱镕基写过一封信，信中指出令其疲惫并深感无力的症结所在：“您的疲惫其实是一种制度的疲惫。也就是说，在中国本来应该通过制度来解决的问题，积累了太长时间，现在都堆在领导者个人的肩上。”
2000年，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泪光和着灯光，给特殊的倾诉对象——朱镕基写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尽管在很多混迹官场多年、深谙周旋之道的人看来，一个小小的乡党委书记明显是自不量力；但我们无法否认，在任何时代的任何角落，任何人都有权利为他们自己所在的群体或所关注的群体殚精竭虑。事实上，政治级别与千里迢迢的距离，并不妨碍他与朱镕基有着相同的鞠躬尽瘁的对象。朱镕基曾大声疾呼“农民负担太重”，然而不管是动之以情还是晓之以理，这一问题都没能得到更好的解决，直到他卸任，“农民负担太重”依然为心头之痛。
……
200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即将离任的朱镕基提出他的担忧：“劳动力过剩始终是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农村的就业问题亟待解决”，“房地产业里面的弊端大得不得了，里面的门道可多了……现在房地产有点热，不敢说过热，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现在，我们的消费率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起来还是低的”，领导干部“花钱花得太多了”……《朱镕基谈话实录》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与前期的铁面、强势甚至冷峻相比，2002年的朱镕基越来越展现出其温情的一面，关注农民收入、社会保障与再就业等，甚至大胆用了“弱势群体”一词，从宏观经济政策的高度注解民生，其民生情怀展现无遗。不过，如同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感慨：“全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也只能在它的运动曲线上施加短期的影响力。”时间也会玩鞭长莫及的游戏，这注定朱镕基的民生情怀会留下一些悲情印记。
今天，回过头来再来看，有些当年曾困扰朱镕基的问题，已经解决或有了很大改善：中国金融体系更为牢固，成功避开全球金融风暴的肆虐；2006年，农业税全部取消，这被称作中国农村最有决定意义的“松绑”；社会保障覆盖更为广泛，机制更为完善……
关注民生，已成为当前政府与社会的理性共识。
有些问题则如同顽疾依然存在，政府为之左右为难。政治体制改革面临重重障碍、房地产市场利益犬牙交错直压民生幸福指数、贫富分化加剧、国有企业垄断墙高高竖起……
政治体制改革是最大的难点。与经济体制相比，政治体制更为错综复杂，任何变革都不会让所有人受益，总有一些人的利益受损。相对而言，经济体制改革损害的经济利益更容易找到替代品加以补偿；而政治体制变革所触犯的利益，则很难找到相应补偿方式。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平衡各方的政治利益，政府左右为难。
贫富分化加剧是当前民众关注的热点。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对资本的倾斜性，形成了以资本而非劳动作为分配参考的示范性收入分配秩序。而资本的滚雪球效应，会加大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同时，现代化的社会动员会激发人们对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觉醒意识，并增加不满情绪。如何切好财富蛋糕，不仅是对政府良心的考验，更是对其执政能力的挑战。
……
作为一个大国的执政者，朱镕基沿袭着前人设定的原则框架，又有着拓荒者的胆识和勇气。他的措施既有对改革根系的坚持，也有新的变迁，并分化出枝干。这些枝干又长出新的枝叶，结出果实，最终挥洒出一道任谁都无法再临摹的特别风景。
人民网重刊旧文，凌志军《沉浮》摘录描述了朱镕基看商鞅潸然泪下，感慨经济改革。文中称：朱镕基是共产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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